水稻什么时候播种

编者按

南亚地区当前面临多重挑战与转型压力：印巴对峙持续、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区域机制运作乏力——这一切都使“南亚安全与秩序”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议题。在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的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多国权威专家与官员，围绕南亚地区地缘安全、区域合作、非传统威胁与治理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会者在直面现实矛盾的同时，也提出务实路径与合作可能，展现出对和平秩序与多边合作的共同期待。此次会议为推动南亚走出困局、迈向包容发展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思路。《凤凰大参考》向学者提问，总结嘉宾发言，并集结整理成稿。

核心提要

1、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所长苏海尔·马哈茂德（Sohail Mahmood）指出，南亚安全格局碎片化严重，印巴对立长期僵持，区域缺乏有效机制应对复杂威胁。他强调，区域贫困、高度互不信任与外部战略竞争交织，使得“现实主义务实合作”成为未来的唯一可行路径。

2、印度前国家安全副顾问阿文德·古普塔（Arvind Gupta）强调，南亚安全困局根源于历史结构性对立，必须以包容化解多元政治与文化分歧。他指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虽成效有限，但另一个多边机构，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已显活力，印度倡导以文化为纽带，推动和平共处与共赢合作。

3、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纳兹穆尔·伊斯兰（Nazmul Islam）强调非传统威胁的多重交织，呼吁将人民安全置于核心，克服政治分裂与贸易壁垒，推进区域整合。他特别指出罗兴亚难民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深远影响。

4、尼泊尔驻华大使克里希纳·普拉萨德·奥利（Krishna P. Oli）认为南亚安全形势高度复杂，传统与非传统威胁交错，区域合作潜力仍未释放。他强调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文明价值推动对话合作，反对对抗性安全联盟。

5、中国学者荣鹰指出，南亚可能是全球最复杂的安全地带之一，安全挑战呈“内外互动、传统与非传统交叠”特征。他提出“对话—发展—去风险”的三维战略思路，强调以非传统安全议题为切口推进合作，构建自主、安全、稳定的区域治理框架。

6、在提问与讨论环节，专家围绕南亚区域治理机制更新、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及中印关系走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多位嘉宾指出，应突破冷战思维与地缘对抗逻辑，推动以对话与信任为基础的合作机制重构。古普塔在回答大参考提问时指出，西方对于中印关系的一些猜测并不真实，不应该依赖西方观点来作判断。

编辑丨任晓薇 屈功泽

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的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近期在北京举行了以“南亚安全与秩序”为主题的专题会议。来自中、巴、印、孟、尼等国的专家、官员与外交人士围绕南亚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区域合作困境与机遇、印巴关系、南盟与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机制前景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此次会议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楼春豪主持。尽管南亚各国持续推动区域合作与和平建设，地区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内部分歧与历史遗留问题长期存在，区域秩序较为脆弱。当前全球地缘格局深刻变化、大国博弈加剧，南亚如何应对外部压力、维护稳定，并在新兴国际秩序中确立自身定位，成为会议讨论重点。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秩序演变、安全威胁、外部力量影响及合作路径等展开深入讨论，强调应加强多边机制建设、增进政治互信、有效应对恐怖主义与跨境冲突，推动对话合作，探索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可行方案。

合作机制失效与地缘博弈加剧下的南亚安全形势

苏梅尔·马哈茂德 在发言中表示，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长期以来复杂多变，而区域秩序呈现出碎片化和不稳定的特征。他 强调 ，印巴冲突依然是本地区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南亚的局势也深受全球地缘政治演变的影响。 马哈茂德 进一步分析称， “南亚目前并未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来应对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更令人担忧的是，各国之间缺乏就关键议题达成共识的意愿，也缺乏推进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政治动力。”

马哈茂德回顾了宏观层面南亚在社会经济维度所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他指出，南亚拥有全球超过25%的人口，却同时也是极端贫困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他特别指出，南亚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区域内贸易额长期维持在5%左右，能源依赖外部，互联互通水平严重不足。南盟作为唯一的地区性合作平台，在过去十年里始终处于低效甚至停滞的状态，合作成果甚微。

在传统安全方面，马哈茂德强调，本地区拥有三个地理相邻的核大国，但部分国家间相互关系紧张，缺乏战略互信。他指出，印巴之间的对话机制停滞已长达十一年，尽管有二轨对话偶尔出现，但始终未能对核心问题形成任何实质性突破。而本地区曾长期受到战争、内战、外国军事干预、跨国恐怖主义、种族冲突与分裂主义的困扰，且重要资源如水域共享争端也频繁升级。贸易、水资源、签证、体育、文化交流等非安全领域亦被“安全化”乃至“武器化”，加剧了紧张与对抗氛围。

他进一步表示，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网络安全框架与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在本地区制造了复杂的博弈格局，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南亚国家又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议程的参与者。这种局势形成了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矛盾。

马哈茂德认为，多极化趋势正在影响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所有南亚国家都认同多极世界的概念，也更倾向于多极化的南亚，而不是由任何一极主导的地区。”他强调，这种格局可以为中等强国提供更大的战略空间，也更契合全球南方国家在气候变化、发展融资、公平贸易等领域的集体诉求。

最后他指出，现阶段建立一个正式的地区安全架构并不现实。印巴冲突、南盟失能、外部大国竞争叠加，导致当前任何系统性安全机制的设想都面临障碍。他建议采取更为务实的路径推进地区安全事务：逐步建立沟通渠道、危机管理机制、信任措施，防止类似2025年那样的冲突升级，并围绕关键关切开展建设性对话。他以坚定的语气结语道：“我们不应放弃对和平的渴望，也不应放弃对外交的信念。”

▎马哈茂德发表讲话

从对立到互联：南亚安全困局中的印度视角

印度辩喜基金会会长、前国家安全副顾问阿文德·古普塔在发言中指出，南亚安全问题的根源深植于历史，尤其是1947年印巴分治后形成的结构性对立。他将南亚安全问题归纳为七个方面：地缘政治紧张、边界争议、跨境渗透、极端主义、环境与气候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互联互通的缺失。他强调“需要采取一个包容性的方式来解决”，“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和民族多样性”。

他表示，南盟在过去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努力，但由于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效果有限。相比之下，近年来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BIMSTEC）倡议在能源、交通、减贫等领域推动了更具活力的合作机制。他指出：“我们在印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已推动多个联通项目，区域整合正逐步显现可能。”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组织成员国图源：UPSCPREP.COM

谈及印度的区域政策，古普塔强调，印度倡导五大合作理念：尊重、对话、和平、繁荣与文化，并指出：“文化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南亚有多种文化，所以文化应该包含在这个框架里面”。他表示，印度无意扩张，不寻求以任何形式主导南亚，而是希望通过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建立信任。

在回应有关中印、美印关系的问题时，古普塔强调，印度坚持自主战略立场，不接受外部强加的地缘对抗框架。他表示，印度与美国虽有广泛合作，但“不会被动卷入大国竞争”，而是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寻求独立和平衡的区域角色。

古普塔在发言结尾再次重申，“印度希望看到南亚和平与稳定”，“睦邻政策就是要实现这一目的”。他坦言：“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毫无疑问是存在问题的，但是存在着真正的希望，我们是可以往前走的。”他最后强调，唯有“改变视角，改变思维方式，”南亚各国才能在合作中实现突破，迈向更加可持续与和谐的未来。

▎古普塔发表讲话

扰乱该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威胁是什么？

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纳兹穆尔·伊斯兰提出建设性发言，当今世界的安全形势呈现出“多维性与多态性”，而“当代全球议题既源于安全概念，又试图在其中寻求喘息的机会”。他指出，国家与政府不仅影响“国内稳定”，也对“国际安全产生深远影响”，越来越多的“跨国问题被相互关联”。他特别指出，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生存安全”已不再足够，“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的不安全因素”正在威胁普通民众，“他们往往成为他国或社会行为的‘替罪羊’”。

伊斯兰首先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正深刻影响区域稳定，特别是在气候变化、贫困、人口迁移与资源紧张等方面。孟加拉长期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罗兴亚难民问题，至今已有逾120万人滞留孟境，成为沉重人道与安全负担；二是气候变化冲击，沿海地区土地流失、农业减产、盐水入侵，威胁粮食安全与国土完整；三是跨境水资源争端与虚假信息传播，加剧与邻国的紧张关系。

伊斯兰强调，政治分裂“严重阻碍南亚内部贸易”。在“政治紧张、联通不畅及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影响下，区内贸易额仅占南亚总贸易量的5%，为全球区域集团中最低的水平之一。他警告，贸易联通的缺失“抑制就业创造，延缓产业多元化，加剧经济不平等”。孟加拉国也“同样深陷这种囚徒困境”。

伊斯兰最后表示，孟加拉坚定支持南盟与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平台，认为它们“有可能成为弥合分歧、凝聚共识、应对共同挑战的关键抓手”。他呼吁各国“以人民福祉为中心，而非旧有对抗逻辑”思考南亚的未来。

▎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纳兹穆尔·伊斯兰发表讲话

对话和外交是解决冲突、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尼泊尔驻华大使克里希纳·普拉萨德·奥利在发言中强调，南亚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拥有多样的人力资源、语言、文明传统与哲学思想，是人类尊严、经济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的汇聚地。然而，正是由于“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复杂交织”，南亚成为“人类最大的一个‘试验区’”，但同时也面临诸多安全与秩序的挑战。

奥利详尽地列举了本地区面临的一系列安全威胁，包括“国家间冲突、军事紧张局势、历史遗留问题和对抗大国竞争等传统安全威胁”，以及“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自然灾害、水资源匮乏、生态系统衰竭、虚假信息、网络漏洞、恐怖主义、人口爆炸、跨国犯罪（包括人口贩运和移民）、国内冲突和叛乱、民族冲突”等非传统威胁。他指出，这些因素使得“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岌岌可危”，并强调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治理和创新战略”来应对这些挑战。

奥利特别指出，南亚“东邻印度洋，西接太平洋，西邻地中海”，已成为“重要的海上贸易枢纽”，在全球海洋运输与资源流动中具有关键地位。他强调，尽管“南亚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其一体化程度仍然最低”，区域合作的潜力远未被激发。

谈及区域关系治理，奥利高度评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本地区传统外交中的作用。他指出，这些原则，包括“以和平方式解决所有国际争端，例如谈判、调解、仲裁或司法解决”“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等，是“南亚国家与邻国建立关系、深化经济和安全合作最重要的安全原则之一”。尼泊尔自身就是这一传统的践行者——“我们的关系植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不结盟、相互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等等。”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成员国，尼泊尔“未加入任何安全联盟，也未感受到来自邻国的任何安全威胁”，其外交理念是“与众亲善、不与众敌”。他进一步强调，尼泊尔“坚信，对话和外交是解决冲突、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包括在南亚以及世界各地。”

文化价值观亦是奥利发言的重要一环，将尼泊尔的和平理念与本国文明传统联系起来。他提到：“尼泊尔的土地蕴含着印度教和佛教先贤的智慧，尤其是乔达摩佛陀的教诲，这份深厚的遗产塑造了我们追求世界和谐、和平与安全的世界观。”他强调，南亚国家应共同弘扬“爱、慈悲和同理心这些永恒的教诲”，以“克服敌意与仇恨，为持久和平铺平道路”。

面对动荡多变的国际局势，“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时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南亚地区必须在“全球和区域合作”中共同应对流行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他呼吁南亚主要国家，“尽一切努力，通过开放沟通、相互信任、外交和对话解决领土争端”，利用南盟等区域平台推动合作。

他也肯定了中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指出“作为南亚的近邻和新兴超级大国，中国在南亚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他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呼吁各国“将GDP的2.5%-3%用于应对气候危机”，并指出“加强区域合作和多边外交是长期稳定的关键”。在总结中，他强调：“世界就是一个大家庭。”并重申尼泊尔将继续致力于“区域合作和多边主义”的道路，在气候、技术、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推动共赢发展。

▎尼泊尔驻华大使克里希纳·普拉萨德·奥利发表讲话

荣鹰：南亚安全构架亟待构建

“充满潜力但也极具挑战性”的地区，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可能是“最危险的区域之一”。他引用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 2000 年关于南亚安全的表述，强调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长期存在，印巴之间几乎每隔数年便有一次导致生命损失的冲突。荣鹰表示：“讲到安全局势、安全问题时，这可能是最为复杂的一个地区。”

他指出，在评估南亚安全挑战时，应从多个维度进行交叉分析。首先是“南亚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交织”，其次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叠加”，第三是“陆地安全与海上安全的联动”，以及第四，“核问题始终是该地区最核心的风险因子”。他特别提到：“一旦有冲突，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关切就是核因素的风险。”随着先进军事技术的发展，南亚地区的军事紧张被进一步复杂化，核武器与高精尖常规武器并存，令战略稳定性愈加脆弱。

荣鹰认为，要打破当前困局，必须回归到结构性的制度设计与思维方式更新。他指出：“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南亚地区没有覆盖整个区域的有效安全架构。”尽管南盟、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在理论上提供了框架，但“目前并没有形成真正有效的区域治理秩序”。他强调，该地区国家多参与跨区域合作平台，“但未形成协同联动的地区安全机制”。

在历史因素方面，荣鹰指出冷战格局对南亚地区影响深远。他表示：“冷战时期南亚被划入两个阵营，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也对该地区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不仅影响了安全局势，也对国家间关系造成伤害。”

在展望未来区域治理时，荣鹰明确提出了著名的“三个D”战略建议：

第一是Dialogue（对话）：荣鹰呼吁不仅要“形成对话的习惯”，更要“加强危机管理、机制恢复”，包括双边、地区与跨区域层面的沟通。他特别提到：“像上海合作组织、南盟等机制可以在这些方面承担角色，但关键在于能否‘启动’和‘激活’。”

第二是Development（发展）：他强调，南亚地区应“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切入点”，寻找最小公约数。“像气候变化、灾害管理、公共健康和跨境恐怖主义等领域，我们必须开展合作。”他进一步指出：“发展议题可以提供突破口，实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释放区域潜力。”

第三是De-risking（去杠杆、去风险）：荣鹰警告，“南亚不能成为大国竞争的战场”，特别是在印美军事合作不断加深、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他提醒：“南亚各国应加强自我协调，探索自主的安全架构和治理路径。”

最后，荣鹰总结道：“作为一个整体，南亚地区可以在加强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更好地应对大国竞争带来的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副院长、现四川大学教授荣鹰发表讲话

提问与答辩

讨论与提问环节，主持人楼春豪向在场嘉宾抛出一个引导性问题，引发一轮围绕“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再定义”及“区域治理框架转型可能性”的深入讨论。楼春豪首先引导各方聚焦于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应对策略，并发问：“在我们探讨南亚安全架构时，如何以新的思维方式理解诸如气候变化、贫困和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威胁？”这一问题引发了与会嘉宾对于气候灾害、粮食危机、虚假信息与网络安全等议题的深入回应。

古普塔介绍印度在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框架下的气候合作举措，他指出，当前区域已经在某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了尝试性协作：“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安全，其中一个就是跨喜马拉雅的合作……比方说可以提供早期预警用于海啸等等。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应的网站和机制，在各个国家之间分享这些信息。”他进一步强调，要将南亚安全挑战按照争议程度进行优先级排序，“先把不那么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一起合作应对”

马哈茂德则从更宏观的地缘视角出发，呼吁对南亚区域合作范式进行结构性更新。他指出，南亚地区极易遭受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以及严重雾霾等环境挑战，因此，各国应通过双边或多边机制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协作。他特别强调，当前区域合作的最大障碍在于“某些议题被政治化”，并直言：“我们不能被旧的思维所桎梏，特别是印巴分而治之的历史包袱，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他指出，印巴关系固化的结构性问题正日益成为南亚区域合作的最大阻力。在此背景下，马哈茂德呼吁应采取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以超越旧有对抗逻辑的方式重新激活南亚合作机制。他表示，巴基斯坦愿意在南盟框架下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注意到近年已有包括三边机制在内的合作进展。他建议通过更新理念、建立法律或制度框架，使南盟机制焕发新的生命力，更切实地回应当前南亚安全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孟加拉驻华大使伊斯兰也表达了对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视。他认为，南盟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样应重视双边机制的灵活性与效率。他特别提到跨境河流合作的现实需求，强调应将中国纳入区域治理框架。

荣鹰教授则从制度建设与技术转化的视角，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性建议。他首先指出，应“发展一种新的心态和理念”，以非传统安全议题为合作切口，推动区域协同。他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本身就是合作的入口。”在谈及气候变化时，荣鹰指出，当前地区对该议题的关注多集中在“技术投资”层面，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具备技术，而在于“这些技术如何被采用，以及是否真正发挥作用”。

他列举了一系列可优先合作的绿色技术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水资源管理、风能、太阳能、电动车、能源转型等，强调：“这些技术不仅需要开发，更要推动储能技术的同步发展。我们要思考，如何在本地区内部利用这些资源与技术，让每个成员国都能发挥自身作用，共同解决南亚面临的安全挑战。”进一步呼吁，在区域技术合作中应推进“政策协同—治理能力—技能培养”一体化机制建设，从而实现科技潜能向制度能力的有效转化。

在论坛期间，凤凰网就印度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角色定位提出提问，询问印度是否认同其在西方叙事中被视为“对抗中国的潜在堡垒”的角色设定，并质疑这一定位是否符合印度当前的外交政策目标。

▎古普塔对问题进行回答

对此，印度辩喜基金会会长、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古普塔作出明确回应。他指出，相关说法源于西方舆论体系的片面叙事，“你引用的是西方的话。”他进一步强调：“我认为，今天的西方自己都很糊涂。你用西方的话，在中国北京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提问，其实是不太合适的。我们应该根据自身判断，而不是依赖西方观点。”古普塔批评西方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散布虚假信息，并指出：“他们有自己的动机，也主导了全球媒体空间。如果我们只根据西方的判断来理解国际事务，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他表示，印度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立场，并未接受被定义为“抗衡中国”的工具。他强调：“印度和中国是两个希望开展合作的大国。双方不仅正在合作，也持续保持多渠道对话。”古普塔指出，尽管中印之间在某些议题上存在分歧，但这并不构成对抗的理由。他表示：“看待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认为，印中关系蕴含巨大潜力，也将对区域乃至全球产生积极的战略影响。”

他最后重申，印度不会被动接受任何外部叙事的角色设定，而是将始终依据自身国家利益和地区和平发展大局来制定外交方针。